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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茶之旅(七):雅安荥經的文化與茶葉

趙國棟 发布时间:2019-12-23 09:10:00来源: 中國西藏網

  藏茶是四川省雅安市一道讓人留戀的風景,但若真正融入雅安,則會發現它還是一種沈甸甸的文化。雅安市的荥經縣在曆史上是川藏茶馬古道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那裏的藏茶文化也是十分突出的,荥經生産的藏茶在西藏也曾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但是談荥經的藏茶文化和茶馬古道文化,還要先從荥經更古老而豐富的文化元素說起。


图为荥经茶马古道新添村(新添驿站)仍以传统方式经营的一家铁匠铺 摄影:趙國棟

  考古資料顯示,荥經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了人類活動,上古之時稱荥經地區爲“若水”,因其物産豐富,便成爲各個朝代兵家必爭之地,由此也使信息與文化在古荥經彙聚交融,爲文化和經貿的繁榮提供了基礎性條件。據考證,荥經原初居民主要爲當地土著巴蜀氐羌系統的徙、笮、青衣等族人,以及外來的楚人。至春秋戰國時期,由于戰事多發,人口流動與文化接觸進一步加強,古荥經所在地的文化元素與古蜀文化、楚文化也得到了進一步的交流交融,這也促使其時荥經頗具活力和藝術表現力的文化現象的生成。後蜀爲秦所滅,古荥經也被納入秦之管轄,設嚴道縣。

  20世紀80年代後,古荥經的面紗逐漸被揭開,古城遺迹和周邊大量的墓葬群再現了當時的文化與生活。種類繁多的青銅器以及各類精美的陶器、漆器,還有極爲少見的大量印章,無不訴說著古荥經曾經的繁華與厚重的文化。而“成都矛”“楚直劍”“青銅罍”等則是這些文物中的佼佼者。1985年,“成都矛”出土于荥經縣古城村戰國晚期船棺墓葬群一號墓,爲青銅制,弧形窄刃,刺身呈柳葉狀,圓弧形脊,長約20厘米,因其骹部錾刻有“成都”二字,故爾得名。“成都矛”的發現爲研究成都文化與曆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線索,至少在時間序列上可以追溯至春秋戰國,同時,它也爲研究古巴蜀之地青銅文化及兵器文化提供了新素材。


圖爲1986年同心村出土的戰國巴蜀山字形“王”字紋青銅印章(荥經博物館藏)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颛顼文化”也是荥经的一大特色。来到荥经,若问当地最有名的人物,可能得到的答案会非常一致,那就是颛顼。颛顼也是被当地群众所津津乐道的人物。据《史记 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所载,颛顼为姬姓,号高阳,为黄帝之孙。作为中国上古部落联盟的首领,身居“五帝”之一。据相关记载,颛顼对中华民族有诸多伟大贡献,譬如对巫术和祭祀进行改革,始以民事纪官,确定九州之名与区划,定四季和二十四节气,并创制《颛顼历》等等。那么,荥经与颛顼有什么关系呢?郦道元《水经注 若水》中记载了颛顼的身世:“生颛顼于若水之野”,而“若水”就是指的古荥经所在地。为了纪念颛顼,荥经县建有“中华颛顼馆”,也就是荥经县的博物馆,里面陈设着荥经县的各类珍贵文物和史料。  


图为荥经“中华颛顼馆”一角 摄影:趙國棟

  在古荥經,經貿往來與文化交融于一體,重要的文化遺存支撐了這一觀點。2004年3月15日,在荥經縣烈士鄉馮家村發現了東漢時期的摩崖石刻《何君閣道銘》(又稱《何君尊楗閣刻石》),石刻內容體現出了當時古荥經在南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位置,或者說肯定了從川滇延伸出去的這條與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並存的經貿文化大通道的存在。另外,從中國漢字的演變來看,該石刻的書體風格體現了從秦代篆書向漢代隸書的轉變,所以它也是有助于文字演變研究的重要文化遺存。


图为《何君阁道铭》石刻(复制品)(荥经博物馆藏)摄影:趙國棟

  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名叫邓通的人物,班固也将其收入《汉书》中,但邓通的名声在两位大史学家看来并不好,所以都将他列入了“佞幸”行列,此类人物以巧言谄媚而能事。邓通一生中最大的事业可能莫过于在古荥经铸钱了。据《史记 佞幸列传》载,由于汉文帝做了一个梦,邓通得宠,后来“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所以就有了邓通钱“布天下”。为了铸钱,邓通还在严道修建了“邓通城”。现在,“邓通铸钱”已经成为了荥经的一种文化元素,同时也反映出其时当地的贸易往来以及矿产物资之丰富。

  以上這些都爲荥經成爲茶馬古道上重要的節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位于荥經縣新添鎮的新添村是一處茶馬古道上的驿站,那裏較好地保存著當時的建築和文化,似乎在向人們訴說著茶馬古道的不朽傳奇。

  追溯至清代顺治时期,荥经县有记载的茶叶已经有许多种类,譬如:大茶、金玉、春茗、白毫、毛尖、白茶、红茶(俗名老鹰茶)等等。大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边茶或藏茶。《荥经县志》记载,从清代荥经允许茶商报引设号始,藏茶贸易发展迅速,私营茶号数量迅速增加。以茶引数量来说,罗森在《四川西部的茶树种植以及经由打箭炉与西藏的茶叶贸易》(On the Tea Cultivation in Western Ssuch’uan and the Tea Trade with Tibet Via Tachienlu)一书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安、荥经和名山地区分配的边引数量为 53004张,对应的茶叶均从打箭炉(即康定)输出。

  罗森在调查中发现,针对西藏的茶叶生产和贸易主要来自包括荥经在内的五个区域,这五个区域内的茶青原料数量为:邛崃19000担、名山22000担、天全20000担、雅安25000担,荥经24000担。但从自产量来说,荥经是最少的,只有9000担,雅安其次,为12000担。外地供给到荥经的茶青为15000担,供给到雅安的为13000担。显然,那时的荥经和雅安在生产边茶所使用茶青的自产量上并不突出,但边茶贸易却极为繁荣,所以外地茶青才会运送到那里进行加工,再供给西藏。罗森的數據凸显了当时荥经和雅安对满足西藏茶叶需求的极端重要性。而从这五大产地到打箭炉的运程距离而言,罗森认为,荥经是距离最短的,为450里,天全其次,为480里,邛崃为510里,雅安为540里,名山为570里。所以,按罗森在当地的调查可以发现,从运程上来看,荥经在当时茶马贸易中也是占有区位优势的。

  

  图为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科迦村居民家中保存的荥经生产的“民族团结牌”康砖标识 摄影:趙國棟

  到了民國時期,茶號經營受時局影響波動較大,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成立了康藏茶業公司,在荥經設立制造廠,隨後有公興、榮泰等茶號入股,中途亦有茶號退出。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1月1日,成立了國營荥經茶廠,並于當年投産使用。隨後,國營藏茶業務不斷發展,茶廠也逐步實現了改建、擴建,並被列爲全國南路邊茶的定點生産廠。

  曆史悄然遠去,現在的荥經已經遠非羅森描繪時的狀況了,京昆高速貫穿全境,交通已經十分便捷,荥經已經納入了成都1.5小時經濟圈。便利的交通不但使荥經的文化和茶葉進一步被人們所認知,也極大促進了以文化和茶葉爲中心的文旅産業的發展。

  另外,荥經縣已經有超過一半的區域納入了大熊貓國家公園,空氣質量也達到了國家特級標准,優良天氣天數達到350天,境內常年負氧離子含量高,具備“天然氧吧”的優勢。而且荥經是雅安之雅的“雅雨”的重要集中區域。1936年,齊白石老先生到荥經,被當地的氣候和風景所吸引,故即興刻印“家在清風雅雨間”,呈現出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經典畫卷。

  徜徉在荥经的土地上,不但能沐浴大自然的恩赐,修身养性,更能感受当地深沉博大的文化,当然,此时若在旁边放上一杯氤氲着的藏茶,那绝对是一件人生美事。(中國西藏網 文/趙國棟)

(责编: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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